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古時善於以道治國的人，不要人民機巧明智，而要人民樸質敦厚。百姓智巧詭詐太多，就難以治理。如果人民多智，治國的人又憑自己的智謀去治理他們，那麼上下鬥智，君臣相欺，國家怎會不亂！如果治國者不用智謀，不顯露自己的本領，不開啟人民的智謀，隻以誠信待民，則全國上下必然相安無事，這豈不是國家的一大福祚？“以智治國”和“不以智治國”是古今治亂興衰的標準界限。若能常懷這種標準在心，不以智治國，必能與道同體，而達玄德的境界。玄德既深又遠，不同於普通的物事。當玄德愈見真樸時，萬物也就回歸了自己的本根，然後才能完全順合自然，與道一體。近代的讀者幾乎無人同意老子無政府主義的“棄智”和“愚民”的學說。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子所說黃金時代的單純思想，把人帶進了退步的世界。讀者或許還記得：老子的哲學思想是反“多智”和“多學”的。他不但堅持人民要回複原始的單純，君王和聖者更應做到不以智治國。因為導致無政府主義產生的因素，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混亂，人們智力的發展與道德的滋長已不大平衡。我曾在第十九章之一介紹過莊子那個時代的混亂，這些混亂大多是由一些學者名師引起的。當時的學者，利用人民疲於應付戰亂、稅金、征兵的機會，一國一國地去宣傳他們所謂的和平之道。於是，理想主義的儒家高唱仁義之教，現實主義的政客廣布無益的策略之說。他們都為自己闖出了名聲，卻把各國的君主帶進紛擾的世界，這種現象在當時已蔚然成了潮流。莊子特彆針對那些流浪學者造成的紛擾提出抗議。他覺得，這些人未免太小題大做了。現在弄得百姓無時不仰頭舉足，尋求安全的處所。隻要聽到有人說“某地方有賢人”，便不顧一切地背著糧食，內棄雙親，外拋君主，急馳千裡，到達彆國的疆域。這都是治者喜歡智識的結果。上位的人一旦喜歡智慧，忽視大道，天下也就大亂。怎麼會有這種結果呢？譬如說：弓、箭、畢、戈等東西一多，飛鳥就困擾；釣、餌、網等東西一多，水中的魚便混亂；柵、網、阱等東西一多，林中的野獸便慌張；懂得欺詐、狡猾、奸佞的知識愈多，世人就愈會被爭辯所迷惑。世人隻知追求不知道的外在知識，而忽略了保守已具有的內在本性；隻知批評彆人的過錯，不知省察自己的錯失，天下豈有不亂之理？甚至還連帶影響到日月的光輝、山川的精氣、四時的運行。這些若受到蒙蔽的擾亂，即使那沒有腳的爬蟲、空中飛的昆蟲，也會跟著失去了它們的本性，這實在是好智引起的大亂啊！自三代以來，天下就已經是這樣了。人們拋棄淳樸，喜好狡詐；不用無為，反用爭辯。單單爭辯一項，就已足夠把混亂帶給天下。導致大亂的原因，除了儒墨之教的盛行，便是曾在第十九章之二提到的民情變化。馬的本性原是：饑渴時吃草喝水，高興時交頸摩擦，憤怒時背立相踢。如果用衡軛駕馭它，用韁繩限製它，它立刻就知道如何睥睨怒視，曲頸猛突，詭詐吐銜，暗中咬轡來對抗。馬之所以能有這般狡詐的智力，乃是伯樂的罪過啊！上古赫胥氏時，百姓安居無為，率性而遊；餓了便吃，飽了便遨遊四方，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但是，到後世聖人治理天下的時候，便開始創設禮樂來改變世人的行為，高懸仁義來安撫天下的人心。百姓因而竭力追求智巧，貪慕利祿，而不知停止，這又是聖人的過錯啊！庚桑楚說：“自從堯、舜以來，治者便開始尊敬賢人，擢用能人，優待善人，並給予利祿……”“實在說來，那堯、舜二人又有什麼值得讓人稱頌的地方？他們像在斷垣殘壁中種植雜草一樣地窮於無味的爭辯，又像是選長發梳洗、數米粒煮飯一樣地困於乏味的計較中，這樣又如何能救世呢？”“要知道：推舉賢能，百姓就會有所圖謀；任用才智，百姓便會彼此相欺。這些方法不但不能使百姓淳厚，反而給他們製造了謀利的機會，於是，子弑父，臣弑君，白晝搶劫，正午行竊的事情層出不窮。”“我告訴你吧！社會大亂的原因，必定是起自堯、舜的時代。它不但影響到現在，更會波及千年以後的社會，到那時，人吃人的事是絕對避免不了。”從前，有隻海鳥降落在魯國的郊外，魯侯把它載進廟堂，獻酒給它喝，奏《九韶》樂給它聽，還備辦了豐盛的筵席請它吃。但那海鳥由於內心太過悲傷，粒米未進，滴酒未沾，過了三天就死了。這是用“養人之道”來養鳥，不是用“養鳥之道”來養鳥啊！用“養鳥之道”來養鳥的，應當是讓鳥在深林裡棲止，在沙灘邊遨遊，在江湖上飄浮；應當用泥鰍喂它。隨它自由翱翔，自由棲息才對。若是以“養人之道”來養鳥，便違反了它的本性。事實上，它連人說話的聲音都不喜歡聽，要那些噪人的音樂有什麼用？以此養鳥，豈不是太愚蠢了。請參閱第十六章之四，莊子對“玄德”和“大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