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陵《酒徒》舊版出版於一九六三年，新版出版於一九七九年，前後相距十六年，但書裡所觸論及的，很少受時間空間的變遷，而減低了它的影響力。因為《酒徒》除了寫知識分子在殘酷的現實麵前，良心與靈魂淪落的剖白外，更重要的，它寫出了人性的荏弱、自私與愚昧。作者劉以鬯在《酒徒》裡麵，刻畫出在現實麵前各樣人物的適應能度。當然，主角酒徒是個相當高級的知識分子，他了解得多，認識得多，故他的墮落使人強烈地感到悲劇性的壓力。按照書裡所描畫的，主角對文學藝術有高深的教養，對世界文壇動向有清楚的理解，對是非黑白有正義的判斷。然而，當有機會使他可能編輯一本較為像樣的文學刊物，而他的介紹現代重要的文學譯作已開始進行時，他猶豫了。他竟毅然拋撇了他已在著手的有意義的工作，改寫那些色情、猥褻的黃色故事，做那種卑屑的知識賣淫！劉以鬯成功地勾畫出了那種躑躅在良知與世俗邊緣的悵惘心境。他的荏弱，使他消失了做人的勇氣。像狗一樣，像妓女一樣，甘心卑屈地受淩辱，“為了一百塊錢，竟將自己的理想也出賣了”！（第二十六章）他的自私使人可憐，也使人可恨！他利用了包租婆丈夫遠行的弱點，做了“吃拖鞋飯的男人”，但他使她最後“喝了半瓶滴露”；他利用了好心腸的雷老太太，她幾乎把他當作真的兒子看待，但他使她最後“右手的脈門被割破了”！血流在床單、流在地板。除了自己，他很少顧及彆人。他周旋在幾個女性之間，風情的張麗麗，放蕩的司馬莉，世故的楊露，然而，他不會愛彆人，也不會為彆人所愛。他隻是一個感情上的浪客，對自己永遠是個犬儒式的隱遁者，一個懦夫，一個無所適從的膽小鬼。雖然他有智慧能剖析環繞在他身前的各種問題：他論新詩（第十一、三十六章）、他論作家（第二十一章）、他論文藝工作的方向（第二十三章）、他論電影（第三十一章）、他論影評和製片（第三十一章），對每一樣事物，他都有相當強的觸覺。然而，他竟愚昧到不了解自己。他欠缺了人之為人的存在的原則，他一直墮落，墮落到成為一個可恥的“酒徒”。劉以鬯給了他書裡的主角以很多鞭撻！雖然在寫作間，他有意無意地在主角身上，投入了他很多的影像。如同劉以鬯本身的經曆那樣，主角過去的遭遇：從上海到重慶，從香港到新加坡、吉隆坡，然後又回到六十年代的香港。知道劉以鬯的人都會知道主角的過去竟和劉以鬯有那麼多的相似。但劉以鬯在書裡已經堅決又坦率地說了：“有些年輕作者連第一人稱的運用都不甚了解，總以為文章裡的‘我’必須是作者自己。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第十九章）他舉出了魯迅的《狂人日記》與狄更斯的《大衛·考伯菲爾》，說狄更斯“雖然將自己的感情與生命借了一部分給大衛，然而大衛與狄更斯絕對不是一個人”。（第十九章）當然劉以鬯不是酒徒，他隻不過太了解像酒徒那一種類人的內心麵貌。劉以鬯寫出了酒徒那一類典型的墮落靈魂的痛苦悲劇。理想失落，在現實麵前是個毫無能力的漂泊者，像吸毒的人那樣，用酒來麻醉自己，用酒來摧殘和隱飾自己。最痛心的，劉以鬯還寫出了那個可憐的理想主義者麥荷門。麥荷門肯為了崇高的文學理想和目標，花去了母親幾千塊錢，出版了《前衛文學》。但是，他並沒有真正地了解和認識他的工作的實質。他隻有熱誠與勇氣，並沒有正確的判斷和賞鑒能力。“他有決心辦一本第一流的文學雜誌，可是收到第一流的稿件，竟無法辨識其優點。”（第三十七章）當像路汀那罕見的佳作交到他手上時，他隻說它“還過得去”，而且還“居然打開公事包，將路汀的《黃昏》退還給我”（第三十七章）。這一切，映照在《酒徒》裡，構成了一重沉鬱的暗影。雖然書成於六十年代，但直到七十年代後期的今天，仍然使讀者們感染到那種深沉的壓力。因此說，《酒徒》是劉以鬯寫作生活的一個有代表的、重要的裡程碑，應該毫無疑問。劉以鬯寫過《寺內》，寫過很多很多，但很少像《酒徒》那樣，敢正麵地借助於“酒徒”的眼睛，去麵對各方麵論題的挑戰。雖然他自謙說《酒徒》隻是為“娛樂自己”而寫，但是，他所麵對的論題，實有著非常深刻的現實意義。其實，究竟是什麼讓一個像書裡的主角那樣的人淪落為酒徒？社會有沒有責任去拯救一位這樣有學養有能力的人過健康正常的生活？這個問題難道沒有解答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