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太多的剩殘去殺，體會過太多的悲歡離合，人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曆史中沒有絕對的勝者。任何一個政權，都無法逃脫興衰更替的命運。但是，一個政權享祚時間的長短，還是有一定的規律可循。比之漢、唐、明、清、宋朝的開國皇帝氣度要弱小得多。趙匡胤獲得政權並沒有曆儘艱辛，且屬於宮廷政變的性質。所策有關。這一點，趙匡胤比之唐太宗李世民，可就差得多了。唐太宗不僅器重文人，更整飭武備。文武並舉，絕不會一手硬一手軟。所以，曆史上才產生了盛唐氣象，這至今仍令中華民族驕傲的大國典範。就一般的規律而言，一個開國皇帝的氣度胸襟，便決定了他所開創的王朝的精神走向，如漢高祖劉邦，他吟過“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樣雄奇的詩句，他呼喚猛士開疆拓土。這種精神讓後代皇帝所承繼，到漢武帝而趨鼎盛。趙宋皇帝重文沒有錯，抑武就大謬。詩詞歌賦可以陶冶性情、頤養心靈，但對付契丹人和女真人這樣的剽悍民族，一篇千古傳頌的詩章還不如一根絆馬索有用。即便是文學，如果是大氣磅礴的、積極健康的、提升國人鬥誌的，仍是培植國力的重要手段。遺憾的是，北宋的文學，發展到徽宗、欽宗時期，已是生氣消失，豪情不再了。北宋的最後一位大詩人，是李清照。她的詞作典雅，婉約。作為個體，李清照是優秀的、傑出的，但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代表，則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就變成了靡靡之音，噙著淚水吟詠“雁過也，最傷心”。無限感傷地傾訴“人比黃花瘦”，這種充滿悲情的詩句之所以在當時受到熱捧，乃是真實地反映了徽、欽二帝統治下的國民已喪失了雄健的氣魄。南渡之後，曾有智者痛定思痛，描述昔日汴京的臣民“黃髻小兒，但習歌舞；斑白之老，不識乾戈”。上有所倡，下有所隨。當踢球的高俅與賣笑的李師師都成為皇上的座上賓，驟登顯貴之堂。升鬥小民除了豔羨，更會仿效。於是所有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而所有上了年紀的人，從來都不想乾戈之事，都以為戰爭絕不會發生。待到金兵攻破汴京，可悲的國民們才驚醒，但為時已晚。相比於徽、欽二帝與宋高宗趙構，大金國前期的皇帝們行事的風格就要明朗得多，也健康得多。君臣之間，臣民之間，幾乎沒有意見，說他違背了太祖完顏阿骨打立下的“非軍需不啟庫存”的祖訓，應接受處罰。吳乞買隻得按規矩被大臣們拉出議事大殿，趴在地上“廷杖二十”。吳乞買心悅誠服，並沒有因此報複任何人，而趙宋皇帝雖然無能，卻從來一言九鼎，君臣之間有絕對的界限。相比之下，女真人早期建立的政權，倒是有點像“人民公社”的性質。所以，我認為，女真人打敗漢人，隻是一種表麵現象。它真正的曆史意義在於：一種健康的、硬朗的、平民式的帝王文化，打敗了另一種腐朽的、墮落的、貴族式的帝王文化。